作者 I 梁孙逸 报道 I《亚洲周刊》2026年第43期 《亚洲周刊》2026年第43期封面专题 -新加坡大马烟霾之痛- 尼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霾，据印尼基础与中等教育部统计，截至9月2日已迫使境内6个省份12874所学校转为远端线上教学，约143万名学生被迫居家学习。此后教育部未再发布更新的全国汇总，各地停课与复课转为按空气质量即时调整。 印尼交通部资料显示，自8月11日至10月17日，全国共有2458趟国内定期航班受到烟霾影响。 健康方面，印尼卫生部通报，截至10月12日， 受烟霾影响地区累计记录急性呼吸道感染27万7075例，其中62400例为五岁及以下儿童。 学校停课、机场关闭及民众咳嗽，只是烟霾「年年到访」最容易被看见的症状。真正需要追问的是： 为什么印尼的林火烟霾会在年复一年的旱季中持续复发，以至于远端教学、航班中断与呼吸道病例激增不再被当作突发灾害，而沦为一种「年度惯例」。 印尼雅加达的空气受烟霾污染：民众也受到烟霾影响 据独立森林监测平台 Nusantara Atlas 统计，截至十月十九日，印尼过火土地已达将近一百九十万公顷，大片泥炭地与林地化为焦土。 但面积只描述了结果；要解释烟霾为何年年复发，必须拆解两个核心问题： 什么在燃烧？以及谁点燃了它？ 就天灾而言，泥炭地天然是「慢火燃料」。 印尼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热带泥炭地，这些泥炭由数千年未完全分解的植物残体，在积水缺氧环境中堆积而成，自然状态下饱含水份，不易起火。 然而一旦变干，火焰便可钻入地下转为阴燃：低温、无明火，却能在地表之下持续燃烧数周甚至数月，常规洒水难以扑灭。 泥炭火虽仅占印尼野火总数不到三分之一，却产生了绝大部分烟霾——美国太空总署（NASA）的研究指出，其产生的细悬浮微粒（PM2.5）是其他热带森林火灾的三倍，二氧化硫则是五倍。 NASA卫星分析图：印尼、大马一带空气污染严重 太平洋和印度洋同时出现的气候异常，导致印尼严重缺水、旱季延长。然而，真正让气候异常转化为大规模烟霾的，是早已被人为排干的泥炭地：运河网络抽走了泥炭层的最后一道水分防线，旱季只是将缺口彻底暴露。简言之： 天灾点燃了引信，但人祸早已备好了火药。 出于贪婪而烧芭 就人祸而言，诸多棕榈树开发公司为了种植高价值植物及树木，选择以低成本方式清理森林土地，直接烧芭。这并非单纯的「落后习惯」，而是经过成本算计的结果。 印尼泥炭地已被总长约285000公里的运河网络切割、排水，进而干涸，排水后的泥炭地极度易燃。而真正让火年年落下的，是一组简单到近乎粗暴的数字。 在印尼，用火清理1公顷土地的成本约3至5美元；若用机械清地，则需150至180美元——机械清地的代价是烧芭的30至60倍。 另1项学术研究的估算更为直观： 烧芭成本约每公顷200美元，机械约595美元；而将1公顷林地转为油棕种植园，净现值可达3835至9630美元。 一端是低到可以忽略的清地成本，另一端是极高的土地转化收益，这促使众多棕榈油开发企业毫不犹豫地选择低成本开垦。 到了今年，警方截至10月13日已将9家企业和223名个人列为林火案件嫌疑人。但被列为嫌疑人与最终被法院定罪之间隔着漫长的距离。长期追踪印尼林火执法的独立组织Jikalahari统计，自2015年至2024年，至少有13家企业因火灾相关违规被法院认定有罪。 企业收到的信号很明确： 烧比不烧便宜，被抓的代价也低于放弃烧芭、改用机械清地所增加的成本。 印尼禁令失效四大原因 印尼不缺禁令，也不缺灭火力量，但防线却在四个机制上原地打转。 其一，产权模糊与选择性执法。 森林地权是一幅由特许权、社区用地、保护区和权属不清的国有林交织而成的拼图。火势常从小农或村庄地界蔓延至特许区，极难证明哪家企业从中受益。执法的重压往往落在缺乏法律资源与政治关系的小农身上，而制造清地需求的企业却受到庇护。发展经济学研究平台 VoxDev 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在烧，被法办与追责的概率微乎其微。 其二，地方分权削弱中央管制。 二零零四年印尼通过地方自治法令，将许可审批与执法权下放至省县。地方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种植园、木材和采矿许可，扩大土地转化直接符合地方利益。「中央有政策，地方有对策」：雅加达发布禁烧令，县长却核发开发许可，下一场火因此不可避免。 其三，腐败侵蚀救灾机构本身。 今年十月，印尼肃贪委员会在国家抗灾署（BNPB）查出应急资金贪腐，负责人苏哈延托的胞弟兼幕僚被列为嫌疑人；苏哈延托在调查压力下被撤换。被追回的部分资金，正是拨付用于应对森林大火的公款。这意味着印尼政府并非没有拨款救灾，而是救命钱在执行过程中被层层贪墨。 印尼官员沙甘达：言论激怒大马、新加坡 其四，政治意愿不足，否认比改革便宜。 普拉波沃政府一度将烟霾主要描述为自然因素所致，普拉波沃本人并以「六百三十九公顷正在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