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4月，江西广昌清水塘、巴掌形阵地，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刚刚巡视完前沿，便突然蹲下身子，口中涌出鲜血，倒在硝烟未散的战壕旁。身边警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误以为是炮弹袭击，后来才发现，他并未被弹片击中，而是旧病突然发作。 这场战斗，正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的广昌保卫战。国民党军以碉堡、道路和封锁线逐步压缩中央苏区空间，广昌成为北面屏障。红军若退，瑞金一带便少了一道重要防线；守住广昌，实际是在为中央苏区争取时间。 敌军的进攻方式，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快速突击。飞机轮番轰炸，炮兵持续轰击，步兵依托堡垒层层推进。红军阵地被炸得残破不堪，战士们仍在弹坑和断墙之间坚守，敌人一批批压上来，阵地争夺往往变成刺刀、枪托和手榴弹之间的近距离搏杀。 顾作霖没有留在后方等候战报。 当时他兼任中革军委野战政治部主任，需要负责战地动员、部队政治工作和伤亡官兵的安抚。有人劝他暂缓前往前线，他只说：“战士们都在阵地上，政治干部不能离他们太远。”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，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，但他频繁到前沿了解情况，却是多种材料都能相互印证的事实。 顾作霖长期患有肺结核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。由于工作繁重、生活条件艰苦，他曾多次吐血、晕倒，却很少因此停下工作。广昌战事最紧张时，他既要处理部队思想动员，又要掌握一线情况，连续劳累使病情迅速恶化。 担架很快把他送往后方医院。战地医疗条件有限，无法完成有效救治，只能向瑞金转送。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璋获悉后，准备亲自组织抢救。然而，广昌距瑞金路途遥远，转运过程又受到战事影响，等担架抵达叶坪洋冈附近时，已经错过了关键救治时机。 1934年4月28日前后，顾作霖在瑞金去世，年仅26岁。关于具体时刻，现存材料有细微差异，但他的死因和地点基本明确：长期疾病叠加战场劳累，最终造成病情急剧恶化，并非直接死于炮火。 顾作霖的身份，在当时红军高级干部中十分突出。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，也是红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。广昌保卫战期间，他的去世消息一度没有立即公开，重要原因便是战事正处于危急阶段，领导层担心消息影响部队士气。 他的经历并不只是战场上的一段插曲。顾作霖出生于上海嘉定，青年时期就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，早年参加革命活动，参与上海工人运动。进入中央苏区后，他长期负责青年和宣传工作，把分散的青年力量组织起来，建立团校，创办青年刊物，推动少先队建设。 在他的推动下，苏区少先队员发展到数十万人，其中不少青年后来进入红军。少共国际师的组建，也与苏区青年动员密切相关。对当时的中央苏区而言，这不仅是培养干部的问题，更关系到根据地能否持续获得兵员和基层组织力量。 顾作霖牺牲后，瑞金举行了追悼活动，《红色中华》也刊载相关文章。由于当时形势紧张，他的墓地没有树立醒目的姓名碑，只安葬在中央红色医院附近的叶坪洋冈一带。这个决定有现实考虑，却也给多年后的寻找留下了难题。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，战火反复波及瑞金。墓地没有明确标志，知情者又陆续离散，具体位置逐渐失去线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相关方面曾多次到叶坪洋冈附近寻找，但只能确定大致范围，始终无法确认墓穴所在。 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红军高级政治干部，就这样留在了红色故土，却没有留下可以准确辨认的墓址。史料记载了他的职务、工作和牺牲经过，却没有替后人保存一块能够指明位置的墓碑。迷失的并不是他的名字，而是那座墓在山坡上的具体坐标。 特别